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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娘子与中国民间的妇女观

浏览次    发布时间:2013-05-31 10:20    作者:方阿雯    来源:中国新闻网     约稿邮箱:info@jiaoshi.com.cn
  每至端午,总会想起与这个节日相关的一种饮食:雄黄酒。俗信以为,端午日喝雄黄酒可以破毒祛邪。此日不仅人饮此酒,还要将其洒于各屋角,以保证居室不为邪祟所侵。这一习俗似主要流行于江浙、四川等地,我的家乡江西倒不行此俗。而我之所以自小就对这神奇的雄黄酒念念不忘,是因为白娘子。在传说中,许仙依了法海的吩咐,于端午那日劝请娘子饮用雄黄酒,致使白娘子在床上现了蛇的原形。

  在这一情节中,白娘子就是雄黄酒要镇的“邪”了,因为她原是蛇妖。妖怪“遁回原形”本是令人称快的时刻,但相信众多的观众或听众的感觉也多与我类似,并不觉得这蛇妖的可怖,倒很有些怜惜和叹惋。而随后的情节又使这种怜惜变成赞叹了:白娘子酒醒后发现丈夫被自己吓死过去,便施展法力上昆仑山偷来灵芝救活了许仙。这里,白娘子宛然又成了解救人间苦厄的神仙。

  白娘子亦妖亦仙的形象,从传播角度看,是此传说在流传演变过程中不断“沉积”的结果。《白蛇传》故事的演变过程,正是白娘子形象之由妖而渐仙的历程。在可查到的此故事的最早雏形中(唐人志怪及宋元话本中),“白衣女人”是本质为恶的蛇妖形象,她或是使与其交合的男人身体化水,或是想摄取其心肝。到明代记录下的故事中,白娘子虽然仍不脱其“若生外心,教你满城都是血水”的妖怪之险恶本性,但其法力已只是针对想侵犯她的轻薄者和道士,而不是她所追求的男人了。到了清代,增加了“盗草救夫”等体现其仙性的情节,有的弹词本甚至直接名之为“义妖传”,虽为妖而有“义”,这就几近于仙了。无怪乎晚清以降,白娘子的结局多为被救出雷峰塔,并“位列仙班”,“夫成佛来妻成仙”。在清末民初,民间相传雷峰塔的砖沾有白娘子的灵气,能避灾治病,导致不少人去挖取此古塔的砖石(雷峰塔后来之倒掉,实与此相关)——可见在民众观念里,她已然属于神灵一类了。

  与白娘子由妖而仙的过程相对应,作为白娘子对立面的法海的形象则发生了相反方向的转化。法海本是秉玉帝令代表着正义来以法降妖的,但在后来流传的情节中,连水漫金山造成的荼毒生灵的罪过,也由法海来承担了,后者最后只得逃进了蟹壳中,俨然已是妖的结局了。

  而白娘子亦妖亦仙的形象在近世流传中逐步固定下来,并且成为此传说最具魅力的关键因素,除了这种民众感情外,恐怕还有更深厚的文化渊源——它是民间观念中两种女性原型形象(妖与仙)的结合。试想,如果白娘子纯粹是一恶妖(故事将仅以正义降妖为主题,如早期文本体现的那样),或者白娘子只是人间一普通女子(近世的确也有这样的异文,将白素贞形象去神化,故事转化为以男女私奔为主要情节),此传说又怎会有如此广被流传的光彩?

  可见在传说的成熟期,法海与白蛇的仙—妖角色已发生了逆转。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推动白娘子和法海的形象发生变化的,恐怕正是民众的这种感情。

  原型形象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一方面——如荣格所说——是因为这些意象体现出某种原始的、深刻的集体观念和经验,另一方面,这些意象又成为很多通行的实践的源头,并相互映证。

  先说妖。在民间各种表现人妖际遇的传说故事中,作为常人的人通常是男人,而对人构成诱惑进而伤害人的妖怪,则几乎都是女性,比如《西游记》里的白骨精、蜘蛛精,《聊斋》中的鬼女、狐女。女妖形象体现的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对女性的想象:女性是异己性的,并且因为这种异己性而具有某种神秘的危害性力量。

  今天我们去乡村观风问俗,仍会很快发现指向女性的禁忌特别多,诸如:不能从晾晒的女人衣裤下过,否则会倒霉;新屋上梁前妇女不能去摸梁木,否则会影响房屋的稳固;打水井时,妇女不能靠近,否则打不出水。而在古代,依据同一观念,凡铸剑、铸钟、炼丹等重大事件的过程都不允许妇女在场。这类禁忌所要防御的,便是女性所具有的污染性的危害力量。

  女性的这种污染性力量直接与其生理特征相关,所谓“生男育女秽天地,血裙秽洗犯河神”,因此在怀孕、坐月子、经期等特殊生理期间,妇女面对的禁忌尤其多且严格。怀孕的妇女(“四眼人”)不能去参加婚礼;月子里的妇女不能去别家串门;月子里和经期的妇女不得参与包括准备食物之内的祭祀之事。这种污染还会从生理性扩展到社会性的,祥林嫂就是因为被认为是“克夫”的不祥之人而被禁止为鲁四老爷家准备祭祀的食物,这一打击直接导致了她的死亡。当然,也有“利用”这种污染力量的,比如明朝张献忠攻桐城时就逼迫妇女裸体向城,以使官兵的火炮“顿哑”,而清末某将军曾搜集广州城内妇人的便溺之器以期“以邪破邪”地抵挡洋人。

  再进一步,所谓“红颜祸水”之观念,大约也由此而来。于是,夏桀之蔽于妹喜,商纣之惑于妲己,吴王之迷于西施,成了他们身灭国亡的根源;而“渔阳颦鼓动地来”也被归罪于后宫内的女人,六军不发就一定要取了杨贵妃的性命。以至于当代某位导演的作品艺术水准的下降,也被归因于他续娶妻子的品位。

  与恶的女妖形象对立的是善的女仙形象,与前者不同的是,她们具有的灵异力量不是危害性的,而是赐福性的。这类形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仙女,对应作为妻子的女性,如民间故事中的织女、七仙女、田螺姑娘这类;一类是女神,对应具有母亲身份的女性,如民间广受信奉的观音、妈祖及碧霞元君等女神。我不太有根据地推测,女仙们所具有的“善”和“福”的特征,或许源于她们被纳入了作为中国社会中之根本的亲属角色体系?

  仙女形象,体现的是男性对女性伴侣的幻想和希望。她们美丽,而且有神奇的力量,她们的出现,往往使故事中男主人公的境遇由困窘而至于安好。《白蛇传》情节中就有白娘子和许仙结婚后,在白娘子的建议和帮助下,家里开的诊所和药房生意良好,使小家庭日益兴旺的情节。女性具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致福性,在很多地方的婚礼中也颇有体现,新娘子在仪式象征意义上具有带来富贵吉祥的能力。例如在山东乡村婚礼上,新娘刚一坐上床,预先放在床席下的面饼就会被妇女们抢去给自家的孩子吃,因为上面沾了新娘的福气,能使孩子顺利“成人”。

  而对观音、妈祖等女神的信仰,或许源自人类古老的“大母神”观念,即源于对女性生衍繁育之神秘力量的崇拜。至后来,“母亲”身份本身就成为女性形象之承载善与福的关键因素。《白蛇传》的演变过程中,体现白娘子由妖向仙的形象转换的文本中,同时增加的一个核心情节是,白娘子怀孕生子,而正是这个后来中了状元的儿子,从雷峰塔下解救出了白娘子,并使她最后“位列仙班”。《聊斋》中众多的鬼女、狐女被娶入人家,其最后之身份被确定为良人,也往往是以生子为关键转折点的。而如观音、妈祖、碧霞元君,之前或者多体现为男身,或者成仙前为少女,但在成仙后的身份往往都变成了“圣母”,如观音就常被称为“观音圣母”,而妈祖的封号也是由“天后”而至“圣母”。

  在一个男性支配的社会,或妖或仙的女性既可能是危险的诱惑,也可能意味着神奇的幸福。

作者:李霞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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