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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产译者到语言学家——王力与商务的大半个世纪

浏览次    发布时间:2015-12-11 09:18    作者:王小菲    来源:新华网    约稿邮箱:info@jiaoshi.com.cn

  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商务印书馆与上万名作者有过合作,为众多文人学者提供了著书立说的机会,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了写作行列,成为20世纪中国文人学者的“孵化器”。语言学家王力是十分幸运的一位,1928至1949年间,他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不但顺利在法国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成为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语言学家。

  1927年夏,王力从清华国学院研究生毕业。在导师赵元任的建议和推荐下,27岁的王力踏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开始在巴黎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由于是自费留学,加之无殷实的家底,父母的供给能力有限,在巴黎的王力首先就面临生存问题。就在他为经济发愁的时候,他在法国遇到了来欧洲作学术考察的他的老师李石岑。由于李石岑不通法语,最初三月还跟王力学法语,在学习期间,李石岑了解到王力在法留学的经济困境,他决定给予王力一些帮助。由于他是《民铎》的主编,此时正与商务印书馆合作主持《民铎丛书》的出版,于是他决定把王力研究生期间撰的《老子研究》纳入《民铎丛书》,1928年6月,纳入民铎丛书之四的《老子研究》由商务印书馆推出。这是王力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全书着重对《老子》一书的叙述和阐释,博采众说,纠正了某些曲解,力图做到从《老子》的著作本身求得《老子》的真意。但作者毕竟年轻,学识积累稍显不足,所以他在《后记》中曾如实坦白本书的缺点:“是篇但作整理功夫,至于批评则有所待也,他日储识稍富,容或继今言之。”更重要的是,商务的稿费及时地让留法的王力在经济上获得了大大地缓解。

  正因为这次买稿换钱经历,给正在留学的王力指明了一条勤工俭学之路。稍后,他又在老师李石岑的建议下,利用业余时间开始进行文学翻译,希图以此赚取稿费。最先问世的作品是1928年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挪威作家安达西夫人(又译温玳瑟夫人)的小说《贫之初遇》,1928年11月23日译毕,后经李石岑推荐给时任《小说月报》编辑的叶圣陶,叶圣陶看了王力的译文,颇为欣赏并回信给予鼓励:“信达二字,钧不敢言,雅之一字,实无遗憾。”两个多月后,译文刊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2期,稿费也很快寄到王力手中。受此鼓励,王力的翻译热情大增,他的译作源源不断地问世。由于与商务已有了愉快的合作经历,王力自然首选把稿件卖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对于王力的译稿,基本上是来稿必收,鉴于王力是自费留学,商务印书馆有时甚至还预支稿费。不过王力当时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译者,商务的稿酬大约是每千字1-2元,但由于他翻译的数量多(总字数达200万字),稿费的数量也非常可观。应该说,王力正是依靠商务印书馆提供的大笔稿酬,使他能够支付留法的费用,并顺利在1932年拿到博士学位。

  由于与商务有了长期的往来,王力在清华任教期间,商务印书馆还主动邀请王力译稿、写稿。“二十二年秋,以事过沪,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嘱为《万有文库·百科小丛书》编著《希腊文学》《罗马文学》《伦理学》《巴士特》四书。”王力接受了王云五的邀请,回到清华大学后,利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很快完成了《希腊文学》《罗马文学》和《论理学》,三书纳入《万有文库》之《百科小丛书》并于当年12月出版。由于王力对化学和医学知识比较欠缺,不敢冒昧为法国生物学家、化学家和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士特作传。于是,他邀请他的清华同学孙逸一起合作,《巴士特传》最后于1933年11月初完成。该书后纳入《万有文库》之《自然科学小丛书》,于1935年3月初版问世。

  尽管王力在法国留学期间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商务印书馆接受了译稿后并未马上着手出版,加之1932年商务又遭受“一·二八”之祸,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被炸焚毁,损失巨大,被迫停业,解雇全部职工,直至当年八月才复业。王力的译作出版时间自然也受影响。在1934年前,商务为王力只出版了《半上流社会》(小说,小仲马著,1931年6月初版)和《小芳黛》(剧本,乔治·桑著,1933年12月初版)两部译作。1934年可谓是王力译稿的出版年,商务印书馆在这一年内竟然出版了王力的12部译作。具体出版时间如下:1月,《娜娜》(小说,上下册,左拉著);3月,《屠槌》(小说,上下册,左拉著)和《讨厌的社会》(剧本,巴越浪著);4月,《我的妻》(剧本,嘉禾著)、《恋爱的妇人》(剧本,博多里煦著)、《佃户的女儿》(剧本,埃尔克曼、夏特里安著)、《沙茀》(剧本,杜德、贝洛著)和《婚礼进行曲》(剧本,巴达一著);5月,《伯了赉侯爵》(剧本,赉复旦著)、《卖糖小女》(剧本,嘉禾著)和《爱》(剧本,奢辣尔第著);9月,《生意经》(剧本,米尔波著)。1935年3月,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王力的社会学译作《社会分工论》(涂尔干著);此外,据王力回忆,他还“有几部稿子在日本侵略军放火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时候被烧毁了,记得其中有傅马舍的《塞维尔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结婚》。”据笔者统计,王力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作(不包括发表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的单篇译作)共17种,超过商务的译者梁实秋(14种)、郑振铎(12种)和严复(10种)的译书数量。也正因为商务印书馆推出王力如此多译作,他也因此成为三十年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学者吴宏聪就曾回忆了自己认识王力的过程:“王力先生是我的业师。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曾读过几本地他翻译的法国小说和戏剧,以为他是一位文学家。”(吴宏聪《怀念王力先生》,《中国教育报》2000年8月8日)

  经过1934年的译作出版高峰后,王力的文学翻译活动急剧刹车。而原因与王力首次升任教授受挫密切相关,这件事使王力认识到文学翻译毕竟只是自己的副业,而语言学研究才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自己从事文学翻译尽管有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并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但却荒废了自己的主业。所以,他很快停止了文学翻译,转而发愤研究汉语语法。1934年之后,作为翻译家的王力逐渐隐去,而作为语言学家的王力逐渐凸显。而作为学者,学术著作也需要出版,只有公诸社会,才能为读者所认识,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由于商务印书馆在学术界、读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王力自然很乐意把自己的著作交给商务出版。尽管王力所从事的语言学研究和者甚寡,其学术著作的读者数量有限,这些著作的出版并不能给商务带来大量的盈利,但是商务还是本着“开启明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的宗旨为王力的语言学著作提供了持续不断的支持。查阅《王力先生著述目录》(张双棣整理,夏蔚霞、唐作藩补订)可知,在三四十年代期间,王力的学术著作大多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具体如下:1936年,《中国音韵学》;1939年,《中国语文概论》;1940年,《中国文法学初探》和《汉字改革》;1943-1944年,《中国现代语法》(上下册);1944-1945年,《中国语法理论》(上下册)。可见,王力在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可谓是幕后推手。

  1949年后,原商务印书馆由上海迁往北京。1958年,商务印书馆根据国家出版方针的规定调整了自己的出版范围,以“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与民国时期王力的大部分著作由商务出版相比,解放后王力的学术著作大多改由中华书局出版,但商务印书馆还是出版了他的《音韵学初步》(1981年)、《同源字典》(1982)等部分著作。1987年,王力去世。如果从1928年算起,王力与商务的关系持续了近60年,几乎伴随了王力整个学术生涯,这在商务与作者的关系史上也极为鲜见。至今,商务印书馆还在不断出版王力的著作。作家冰心在《我与商务印书馆》中曾如此表达对商务的感情:“在这将近一个世纪中,我的作品也在几个别的出版社发表过,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商务印书馆是我最初的,永志不忘的良师益友。”王力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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